“弊大于利！”谈起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总校长陈伟志语气斩钉截铁。
在刚刚过去的寒假，不少家长发现，孩子玩社交软件的时长明显增加。一部手机、一个账号，未成年人便能轻易进入虚拟社交空间，与陌生人建立联系，在算法推送的信息流中沉浸数小时。
《第6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突破1.96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7.3%。针对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情况，建立可操作的干预性保护机制，找到技术、教育与政策的平衡成为代表委员们的共识。
1 当心社交媒体带来多重风险
陈伟志调研发现，未成年人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已呈现出低龄化、隐蔽化、成瘾化的新趋势。部分小学生甚至在家长不知道的情况下，借用长辈身份信息注册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刷”到凌晨。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手机和社交媒体存在的意义，但必须认识到它们可能会给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在陈伟志看来，社交媒体给了未成年人获取信息、娱乐、放松的空间，但未成年人沉迷手机、刷短视频上瘾、直播打赏、泄露隐私、遭遇霸凌与欺诈等问题也开始出现。
在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主任方燕看来，未成年人正处于学习成长阶段，模仿意识很强，大脑尚未发育成熟，是非判断力较弱，无节制地使用社交媒体可能会导致注意力持续涣散、睡眠质量显著下降、现实社交能力退化，不利于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相关研究表明，过度使用社交媒体还会导致未成年人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的发生率显著升高，预防社交媒体沉迷，对于保护他们的身心健康意义重大。”方燕说。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盐城市第一小学督导室主任陈宏斌注意到，当前社交平台的内容推荐算法往往以“成瘾性”为设计逻辑，精准捕捉用户兴趣点后进行无限“投喂”，这对于自控力尚未发育成熟的未成年人而言，无异于“精准打击”。
“社交媒体算法推送机制容易形成‘信息茧房’，持续的屏幕刺激会改变大脑的神经通路，使人逐渐丧失深度分析、逻辑推理和创造性思考的能力，更可能接触到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陈宏斌的语气里透露着担忧。
2 设定更清晰的保护性干预边界
采访中，多位代表委员认为，像交通规则限制未成年人驾驶一样，只有为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设定更清晰的保护性干预边界，才能更好地保障他们的安全和促进他们的长远发展。
对此，方燕曾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增设信息与网络安全内容的议案，并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出修改意见。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2021年6月起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专门增设了“网络保护”专章，《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互联网行业要主动把未成年人保护的端口前移，积极履行平台责任，主动建立自律机制，严格审核机制，把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风险降到最小。”在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方燕进一步建议，针对网络沉迷识别标准、网络内容分级标准等实践难点，多部门要联合出台实施细则，强制短视频、游戏、社交平台实施分级标签制度。
鉴于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问题的国际化特征，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担心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作出严格限制。
“由于用户群体构成复杂多元，社交媒体生态并不适宜未成年人长期置身其中。”陈伟志建议，可借鉴部分国家的做法，从严限制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陈宏斌建议，严令禁止通过大数据算法，向未成年人推送“暴力欺凌”“饭圈互撕”等不良话题。“科技企业要积极推动变革，同时要有刚性的法律约束，从而为未成年人打造一段不被算法裹挟、不被流量定义的成长时光。”
3 帮助未成年人建立数字免疫力
从长远角度来看，真正的保护不是让未成年人与网络世界隔绝，而是帮助他们建立数字免疫力，生长出穿越数字丛林的内在力量，这是代表委员们的共识。
“要培养他们在面对数字环境时的辨别力、自控力和心理韧性。”陈伟志用接种疫苗做比喻，“不是阻止病毒入侵，而是让身体学会如何应对。”
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关键在于如何引导未成年人善用技术。
“家长要与孩子协商制定手机使用规则，明确使用时段、时长和场景，建立平等的数字代际关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姜耀东建议家长以身作则，减少自身屏幕使用时间，在陪伴中引导孩子理解技术的边界与价值。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则建议，可以用人工智能手段屏蔽掉手机里的游戏、无聊的短视频，把干净的手机还给孩子，让智能工具成为辅助学习的助手。
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社会文化的重塑。在陈宏斌看来，当社区里有更多适合孩子的公共空间，当线下社交比线上互动更有趣、更有质感时，孩子们自然会做出更健康的选择。
“我们要给孩子更多远离电子屏幕的快乐与玩耍时光，鼓励他们用脚步去冒险、用亲身经历去感受，在真实世界里发现惊喜、获得力量。”陈宏斌说。
